[摘譯] 語言與思考

原文：Does Your Language Shape How You Think?  from New York Times.

「語言形塑思考」的想法，是1940年 Benjamin Lee Whorf (wikipedia) 在一篇科學雜誌上的短文當中所提出的。這位白天在保險公司工作，晚上在耶魯大學教授人類學的化學工程師，貌不似全球知名的學者，但他所提出的這個看法卻影響了接下來的整個世代。


Whorf 的論述是「我們的母語限制了我們思考的能力」，並以美洲原住民的語言為例，說明為何這些人很難理解這些歐洲移民的某些概念，像是「時間順序」和「區分物體與動作」等等。這個理論受到廣大的回響，乃至於被用來解釋許許多多的文化差異。


然而，這個理論的邏輯是有問題的：如果語言決定了思想，那麼人類怎麼可能會有新的想法？英文中沒有 schadenfreude （德文：幸災樂禍）這個字，難道就表示英國人不會嘲笑他人的不幸？


由於缺乏具體的證據支持語言可以「限制」思考，Whorf 的理論也陸續受到修正。1960 年代，語言學家 Roman Jakobson 認為不同的語言的確會影響人有不同的思考方式，但母語並不是『限制』了我們思考的能力，而是使我們習慣性的用某種特定的方式去思考。他的經典名句是：“Languages differ essentially in what they must convey and not in what they may convey.”。

以英語跟德、法、西班牙語為例，英文說「我昨天跟鄰居喝下午茶」時，是不會透露出鄰居的性別的，但是德法西語都會，因為這些語言的名詞都有性別之分。而與中文相較，英文的文法強迫使用「時態」，也會使聽的人知道這件事情是發生在過去，現在，或未來。

歐陸幾個主要語系把「性別」加諸在所有的名詞上，而且各語言都有所不同，這會使得各種母語的人對於不同的物體有不同的情感連結。例如，「椅子」在德文裡是男的，但是在西班牙文裡是女的，實驗也證實這兩種母語的人對於椅子的「觀感」分別傾向於男性與女性的特質。

另一個例子是「方向」。大部份的語言都有「前後左右」這種以說話的人為中心的的方向指示，但是 Guugu Yimithirr 這個澳洲原住民族卻沒有，他們的方向指示一律是用絕對的「東南西北」。在一個有趣的實驗裡，實驗者準備了兩間佈置裝潢一模一樣的房間讓受試者參觀，一間朝北，一間朝南。絕大部份的受試者都表示他們參觀了同一個房間兩次，只有 Guugu Yimithirr 母語的受試者表示他們「參觀了兩間長得一樣的房間」。這個語系對於「方向」的獨特描述，讓他們在記憶兩間房間內裝潢的相對位置時有特定的線索，所以可以察覺是兩間不同的房間。

祕魯 Matses 民族的語言也相當有特色。他們的文法嚴格要求他們在陳述一件事情，例如：「有一隻動物從這裡走過去」，必須用不同的動詞形態來區分事實（我正看著一隻動物走過去）、推論（我看到動物的足跡）、和臆測（每天這個時候通常都有動物經過），否則會被當作是說謊。因此，如果你問一個 Matses 族的男性他有幾個妻子，除非他的妻子都在現場，否則他只能用「過去式」回答：「上次我看到的時候是兩個」，即使這個「上次」是僅僅 5分鐘以前。

70 年來，語言從被認為「限制」了思想，逐漸演變為「影響」思考的方式，而人類是否有一個共同的基本思考方式，來受到語言的左右，目前也還尚未能證實。縱觀這些年的研究，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相當不同的價值觀，世界觀，理想，和決策的模式。而試圖去理解這些不同，可以做為試圖彼此瞭解的第一步。

註：本文摘自 Guy Deutscher 的新書 “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: Why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 in Other Languages”（博客來代購），2010/08 由 Metropolitan Books 出版。